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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对前者，是男人多少有点体会，不必多说。对后者，吃政治饭的人却都以为自己明白。

　　曾经和一位已经退下火线的老政治家进餐。我向他请教，搞政治最难的是什么。满头银发的他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不自欺欺人地看清楚历史的潮流在向哪边走最难。”

　　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藏在黑框眼睛后面深沉眼睛，焦点看得很远很出神。他形容：“我们无非是像冲浪选手一样，站在浪头上，跟随着大浪，小心地平衡自己的身体，作出各种调整。如果我们跟不上浪头的方向，人民会用选票，或者武器把我们赶下来。”

　　浪头上的冲浪高手能根据浪头的方向、力度等等，用大海的力量把自己推到浪头最高点，来个“弄潮儿向涛头立”。那些搞错方向的人，无一例外，统统变成落汤鸡。

　　最近把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学院罗斯·特里尔(Ross. Terrill)教授写的《毛泽东传》再看了一遍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的起落，就再度印证了这个观点。

　　先是看到毛泽东和共产国际的那些“洋派路线”（那28个布尔什维克）的分歧有很有趣。那些死抱着莫斯科的“工人阶级是革命领导力量”、“城市包围农村”的教条的人，冒冒失失地让中国原本就薄弱的工人阶层的革命惨遭屠杀。

　　而目光敏锐的毛，则一眼就盯住了当时中国最穷困的农民阶层，作为厚植革命力量的土壤。他开辟了农民讲习所，写出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而最后事实证明，那些搞工人革命的基本都被历史淘汰。

　　毛泽东深刻地看到中国历史的潮流，正承载于广大的中国农民干瘦的脊梁上。他用“农村包围城市”，他认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，而他端出的“土改”等等政策牛肉，更是让广大的农民直接受益。目光敏锐、思维深刻的他说：“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，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的问题。”

　　明了历史潮流的他，率领的红色政权，成了历史的宠儿。

　　他贫瘦的红色军队，充满了斯多革式的英雄主义。蒋介石的军队在大吃大喝的时候，毛的八路军在史沫特莱的笔下是这样一幅景象：“在这个严酷的晚上，指挥员开始给战士们将毛泽东的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’。其中的有些内容就是不许不付钱强行拿走当地群众的任何东西。”

　　史沫特莱快昏沉麻木了，而这支饥饿的军队则哼着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度过漫漫长夜。“他们的声音像一支管弦乐队”，史沫特莱说。

　　这在蒋和毛最后决战时，更是看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曾经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满清的国民党，渐渐地只把“三民主义”挂到嘴上。1947年，美国军事观察家说：“共产党有广大的民众，国民党有大片的土地。”

　　结果，拥有庞大军力的国民党在红色军队的面前就象热刀下的牛油，青天白日旗一直从长江边上退缩到了海峡的另一头。

　　书中对蒋和毛的评价一针见血：“蒋介石的精明只陷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，他胸襟狭窄。毛泽东则远见卓识，谙熟历史的动力。”

　　历史并没有在《毛泽东传》写完后就不再继续波澜起伏。在大局已定后，历史的曲线又开始逐渐向中线靠拢。冉冉上升的红色大陆在短暂的经济辉煌后，开始了文革。红色的中国在空洞的口号和革命的狂热中丧失了发展的最好时光。

　　退守到台湾后，痛定思痛的蒋家第二代却开始了经济和政治改革，蒋经国稳健地将台湾的经济接轨于世界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。大陆人如果有个台湾亲戚，颇能成为令人羡慕的对象。

　　而在到了九十年代后，大陆和台湾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倒走行情。及时调整路线的邓小平，终于找到了让大陆经济潜力爆发的钥匙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就让红色中国的人民币成了硬通货。而逐渐迷失在政治口水、民粹口号中的台湾，却在自身的定位和泛政治的斗争中渐行渐远。

　　之后历史的曲线怎么走，那些人物要上风口浪尖？那些人要变成落水狗？有时候看看书，想想“如同管弦乐队般哼歌睡着的八路军”，再抬头看着在北京街头狂飙的军牌车，颇有趣。